这是李君第二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赴京了。

去年第一次参会，正是他在四川省苍溪县岫云村当党支部书记的第十年，他往行李箱里妥帖地装上了6张杂志大小的照片，那是岫云村十年前后的对比照：一边是土坯房，一边是白墙红窗框的两层小楼；一边是泥泞山路，一边是平坦的水泥路面。“这些要带到北京去，在会上如果有机会，我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、讲一讲。”

事实上，他也确实如愿做到了。

而今年，李君把照片换成了画册。他很骄傲，也很迫切，想把自己在扶贫一线的成果让更多人看到。“我希望能把曾经非常非常差的一个村子在这些年经历的变化，真切地展现在我们的领导面前，展现在我们的记者朋友面前，让他们看到一个落后的地方，通过我们的奋斗，能真真正正地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。”

今年参加两会，李君带来了关于岫云村的画册

“曾像小孩一样瘫在地上哭”

平头、半框眼镜、圆脸、白皮肤、一身得体西装……今年34岁的李君看上去像意气风发的青年企业家。实际上，他的确是“岫云村”品牌的打造者和实际掌舵手。除此之外，他的另一层身份，是岫云村的党支部书记。

11年前，岫云村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。偏僻，距县城52公里；贫瘠，没有矿藏、没有沃土、没有旅游资源。那些年，李君从这个山村走了出来，到省城念了一所重点大学，学的是计算机专业。

在城市里生活了五年后，也是四川遭遇地震的那一年，李君选择回到岫云村。先是兼任村主任助理，两年后就担任起了村支书。“冠冕堂皇地讲，回乡是因为情怀。更实际一点地说，我看到了机会。”

现在，李君能在各种会议、座谈会中侃侃而谈，面对媒体镜头也毫不怯场。但在11年前，他刚刚回村任职的时候，他曾掰着手指头数着自己的挫败时刻——以自己崩溃大哭的次数为计量单位。“一共哭了八次，像小孩一样瘫在地上哭。”

“一开始我以为当支部书记很简单。我以为自己念过大学、在城里大公司里做过事，回去搞农村工作应该很好搞。”但现实远不如他所愿。李君回忆，当时村里要修一条路，住山上的村民说要从山上往下修，住山脚的说应该从下往上，还有住半山腰的说要从中间开始修……他一下就“疯了”。

工作时间久了，李君才理解，村民的“蛮不讲理”是出于对干部的不信任。“因为你才回去当支部书记，村民不信任你，怕你修了上面就不修下面。”随着李君任职年限越来越长，村里的经济情况一年年好转，这样的“刁难”才逐渐减少。“你给了老百姓承诺和期许，但万一你这个事儿没干完就走了的话，不管是你还是今后接手的干部都会失去村民的信任，所以说，你跟老百姓说的每一句话都得兑现。”

“不敢说他好话，怕他被调走了”

11年过去了。在李君看来，“毫无特色”的岫云村，在他的规划下，不仅完全脱贫，甚至家家致富。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，李君坚持“什么都卖，还要卖出好价钱”。

李君自嘲是学错了专业。虽是学计算机出身，但他连如何重装系统都不记得了。而作为整个岫云村的“产品经理”，他对岫云村今后的发展方向、产品的包装营销思路，却脉络清晰。“大部分的农村并不适合大规模、集约化生产，所以我们以家庭为单位，走精细化生产的路，重点就是要打造品牌影响力。”李君说，“还没脱贫的时候，主要想的是建基础设施，现在主要想的是，怎么让岫云村这个品牌走出去、实现更大价值。”

在很多人看来，李君的营销天赋惊人。他擅长打造品牌，比如农户散养的绿色环保禽类、牲畜，他给冠名“岁月鸭”“时光鸡”“年华猪”，整合了线上线下的销售，卖出了好价钱。“我们村一个残疾人在家都能年收入两万元以上，就是靠养鸡养鸭。”村里还入股在成都开了三家餐厅，主打农家环保食材，生意红火，“整个岫云村本身就是最大的品牌。”

回乡“创业”干出了成绩，李君名声在外。近几年，他都面临着通过遴选进入体制内、或是继续留在岫云村的抉择。有一年，省里表彰优秀基层干部，到岫云村找群众座谈。结束后有村民对李君说，不敢说他好话，怕他被领导赏识后就调走了。

在父辈传统观念中，学而优则仕，“祖祖辈辈没有当官的，我外公一把年纪了还来给我做工作，说娃儿你应该去当官。”李君坦言，自己是“真纠结”。

接受国家对好干部的提拔，还是延续扶贫工作？对很多扶贫干部而言，都是两难的选择。但李君认为，在国家层面，扶贫干部不管如何选择，都能够助力扶贫工作地继续。“你调上去当乡镇干部、县委书记，只要你懂农村懂农民，到了更高的岗位其实可以服务更多的人。”

李君也在思考，如果岫云村脱贫致富的模式可复制、可推广，那他愿意去带动更多的村庄、乡镇，将自己探索出来的路铺平、拓宽。

但是李君一直没有离开岫云村，一直当着村支部书记。他也不避讳谈论跟他一样的基层干部、扶贫干部。了解到宜宾市斯栗村的“50后”扶贫干部张晓清，癌症晚期仍惦记扶贫任务，李君感慨：“基层干部全是有奉献精神的，没有奉献精神的人是当不了基层干部的。”

“待遇留人是最直接的”

李君告诉红星新闻记者，他今年也带来了关于提高基层干部待遇的提案。“基层待遇差、工作环境差、工作压力大。”李君认为，只有对他们关心关爱，乡村振兴事业才会后继有人。

另一方面，李君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家庭生活问题。多年前，他的妻子可以为了他辞去成都的工作来到农村，但面对6岁儿子的教育问题，妻子跟他产生了“至今最大的分歧”。李君希望妻儿陪伴在侧，但儿子在村里长到了4岁，妻子就坚决带儿子到成都上学了。“我儿子现在对我都没什么感觉了，老师问他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，他说我爸爸是开会的。”李君苦笑了一下。

李君认为，自己面临的问题正是现在基层建设和扶贫工作最关键的问题之一。农村最短的短板，是教育和医疗，最缺的人才，也是这两类人才。“现在硬件真的很不错，学校建得很漂亮，但招不到高水平老师；医院设备很先进，但可能没有人会用。”李君加重语气说，“我今年要用粗暴的方式留人，就是提高待遇，城里给五千元工资，到我们村来工作，我们给开八千甚至一万元。”李君忍不住比划着数字。

“待遇留人是最直接的，我也是一个直接的人。”说完自己也笑了一下。